第7版()
专栏：

《于右任诗词集》 序
屈武
湖南人民出版社即将出版由杨博文同志辑注的《于右任诗词集》。据我所知，这大概是新中国成立三十余年来大陆第一次出版于先生的诗集，它引起了我对一些往事的回忆。
1949年，我作为当时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的顾问来到北平。4月15日，国共双方代表团经过半个月的反复磋商，对拟定的八条二十四款国内和平协定达成了协议。就在这天，李宗仁先生打来电报说：“16日派于右任为特使前往北平，协助代表团与中共进行谈判。”收到电报后，我们立即进行了研究。张治中先生首先表示，于先生此时不如留在南京，可以促使对这个协定的批准，一俟南京方面批准后，再请他北来主持签字；并提出让黄绍竑和我携带这个协定的最后修正案飞往南京。大家同意了张的意见，立即电复李宗仁：“请于暂缓来平。”我和黄绍竑是16日飞回南京的。就在动身的这天凌晨4点钟，周恩来同志约我谈话。他已经知道了有关于先生北来的事情，对我说，于先生现在能来北平，很好嘛！我们欢迎他来。又说，南京政府批准这个国内和平协定的可能性很小，将来决裂了，如果于先生在北平，那就请他留在这里，不再返回南京了。现在他既然不能来平，你到南京后马上告诉于先生，如果南京拒绝批准这个国内和平协定，我们解放军决定本月20日渡江占领南京，希望于先生在南京不要动，到时候我们会派飞机接他来平，将来同李济深、沈钧儒和张澜等先生一道组织新政协，我们一同合作。我回到南京后，立即把恩来同志的这些意见转告了于先生。后来局势的发展果如恩来同志估计的那样，南京方面拒绝批准这个协定。4月21日晨，忽然来了一位不速之客晋见于先生。他身穿国民党高级军官服装，带着武装卫士，对于先生说：“报告院长，共军已经突破江防，请院长即刻离开南京，飞机已经准备好了，到广州或是先到上海，由院长决定。”于先生说：“现在我身体不好，等一等再说好了。”那人威胁说：“必须马上离开南京！”没等于先生把衣服穿好，就强迫上车驰往机场。于先生要求先到上海，就这样我陪同于先生飞到了上海。在上海，我问于先生：“能不能留在上海不动？上海总是要解放的，然后再找机会到北平去。”于先生说：“我们在南京的情况你不是已经看见了吗？上海撤退，我同样会被强迫架走的。”接着于先生反过来劝我：“你也最好先留上海，然后我们一同到广州，寻找机会由广州到香港去，再转赴北平。这样还是有希望的。”我当时没有按于先生的意思同去广州，因为恩来同志在北平已将有关新疆起义的某些任务交给了我，我只好和于先生匆匆告别。不料这次分手竟成了永诀。
于先生被胁迫去台湾以后，一直怀念留在大陆的亲朋故旧，经常通过他在香港的朋友吴季玉先生与之保持联系。1961年3月，于先生通过吴季玉先生和北京的章士钊先生透露了一桩心事——“今年是我妻的八十寿辰，可惜我不在大陆，今年她的生日一定很冷落，不会有人理睬她的，想到这里，我十分伤心。”于先生的这种心情被恩来同志注意到了。我接到罗青长同志打来的电话说：“总理决定让你到西安去，以女婿的名义为于夫人做八十大寿。”我按照恩来同志的指示专程前往西安为于夫人做寿。事后又将祝寿的照片托人辗转带给了于先生，并说明这是“濂溪先生”（抗战时期在重庆，于先生等人谈论到周恩来同志时，常隐称为“濂溪先生”）对他的关怀。于先生看到照片后，激动不已，他托人带来回信，让我向“濂溪先生”转达他诚挚的谢悃。我按于先生的意思办了，恩来同志听后高兴地说：“只要于先生高兴，我们也就心安了。”对于于先生，恩来同志一直是非常关切的。
我把亲身经历的事情写在这里，或许有助于本书读者了解于先生其人。如所周知，于先生是国民党的元老，是一个真诚的爱国者。他出身贫苦，早岁追随中山先生，投身于推翻清廷的辛亥革命；其后又参加了反袁和护法诸役。在1924至1927年大革命时期，他拥护孙中山先生改组国民党，拥护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与何香凝、经颐渊、陈树人诸先生发起“寒之友”社，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四·一二”事变后的腥风血雨中，他虽然未能砥柱中流，力挽狂澜，但仍然是“有所不为”，有许多值得称道的地方。所以，在抗日战争时期，他赞成团结抗日，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抗战胜利之后，他反对内战，赞成和平；一直到全国解放前夕，愿意留在大陆，都不是偶然的。
于先生是南社诗人之一。后来他以草书名于世，诗名几为书名所掩，其实他的诗、词、曲写得都很好。杨博文同志辑注的这本诗词集，收集了于先生1898年至1964年所作的600余首诗词，有些篇什记述了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可以当诗史来读。这本诗集中所收的第一首诗《杂感》，就是于先生青年时期所写的。诗中寄托了他对国家兴亡、民族盛衰的感慨，表达了他要拯斯民于水火、登祖国于衽席的宏图大愿。到了晚年，羁留台北，身居闲曹，心情落寞，怀念大陆。辞世前一年，于先生发出了“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的哀叹，这种强烈地怀念故土亲人的感情，摧肝裂肺，撼人心灵，表达了去台人员的共同心声。
于先生一生历时久，历事多，他的有些诗作，非加注释不易看懂，而前几年台湾出版的于先生诗集，竟然一条注释都没有。这本集子就注意到这个问题。再者，于先生的一些重要诗作，如1926年赴苏会晤冯玉祥将军时所写的诗以及晚年客居台湾时所写的一些怀旧诗，在台湾出版的集子中都被漏掉了，这是很不应该的。这本诗集则把它们都收集进来。因此，这本即将出版的《于右任诗词集》收罗较比完备，注释较比得宜，并配有一些珍贵的照片，是一本有自己特色的书。
屈指算来，于先生撒手人寰已经快二十年了。他辞世前欲回大陆的愿望始终没有实现，他的灵柩也只能暂厝异乡，这种生不能骨肉团圆，死不能安息故土的历史悲剧，一定不能再继续下去了。现在，于先生的诗先回到了大陆，倘若先生地下有知，他一定会高兴的。
是为序。